历史缝隙里的人︱诗人·旅人·出家人：江南才子的刀山火海与四大皆空
只要细细勾勒，人人都是传奇。“历史缝隙里的人”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，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。
本篇主人公钱良择是位奇崛之士，他出身江南大族，在明清易代的腥风血雨中侥幸来到人间。年方弱冠，就凭借瑰丽词赋周旋公卿，是名噪一时的诗人；廿载间奔波南北，海上脱险，大漠逃生，是历尽艰辛的旅人；到晚岁尘缘看尽，空山学佛，又成了三界之外的出家人。他的人生极具复杂性、纵深感与审美价值，又与清初几桩重大历史事件、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相互链接，故令笔者爱不释手。
梦断家山近若何
钱良择字玉友，又字木庵，苏州府常熟县人，是明清之际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同宗后辈。他晚年以《自题小照五十韵》回忆生平，写道：“顺治乙酉秋，大劫起刀兵。四郊流战血，五日我始生。襁褓竄荆棘，失乳哺以餳。纵横白刃中，幸脱此婴孩......”“五日”句下有小注，另作：“余以七月十九日生，十四日兵屠城。”乙酉，即顺治二年（1645）。当年七月，钱良择的家乡苏州府常熟县爆发抗清起义，清军统帅勒克德浑自江宁引兵而南，破昆山、陷常熟，继踵而来的，是一连数日的抢掠与残杀。“屠城”字样保留在诗文集中，在清朝前期具有一定政治风险。钱良择显然没有避忌之意，他甚至另写有《萧贞妇诗》：“乙酉七月兵屠城，六千三百冤尸横。闺阁良贱俘掠尽，有妇惨死全其贞。妇死之时吾始生，今吾告者妇之兄。辄询反覆无谬误，以诗作传传贞名……”后面的内容耸人心魄，写尽清军的残忍凶横，与江南妇女的抗暴壮举。刚落地的婴儿固然没有认知，但家乡父老尸山血海的集体记忆，无疑会形成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底层烙印。
入清后的日子渐次安稳，钱良择的童年生活也未见多少易代阴霾。他的叔祖钱陆灿是明清之际诗坛巨擘，祖父嗣隆也颇有诗名。家中藏书极富，可惜尽毁于乙酉战火。总角之年，他就坐在祖父膝上，把玩着老人的长髯，嬉笑认字。七岁入塾就学，先诵五经，再学属对作诗。因为天资聪慧，常出惊人之语，很快成为钱氏家族，乃至江南文人圈中受人瞩目的俊秀子弟。不过，钱良择的乐趣似乎只在诗赋一路，到习八股、攻制举时，他的才性就无从发挥，于是“劳劳翰墨场，草草逾壮龄”，落得个屡试不第，非时所用。不过，在传统时代，只要诗赋文章出于表众，那些主盟坛坫的宗伯、或是附庸风雅的贵胄，总愿意伸出橄榄枝来，为才子们奉上个西席、幕客的名分。于是钱良择也“卖诗疗我饥，秃笔穷年耕。孤雁逐稻粱，努力飞且鸣”，一生足迹天下，聊为公卿座上之宾。
他弱冠之年北走京师，读书之余，同一众名士交游唱和，由是而诗名日噪。在此后的数十年里，成为众多高官延揽对象，也藉此游历四方，由燕赵、齐鲁、彭卫，而至洞庭、鄱阳、百粤。四海为家，是当时许多文人的生活常态，钱良择久在客居，难免离愁别绪，故在寄给妻子的诗中大叹：“六分春色四分过，梦断家山近若何。九陌莺花情绪少，十年夫妇别离多。”
除在内地各省奔波往返，钱良择还有“大吏出使海外，请与偕往”的奇特经历。核诸《抚云集》古今体诗，可知此事发生在康熙二十一、二十二年前后。所谓“海外”，并非今天所说的东西两洋，而是广东琼州府，建制在海南岛上。其称大吏者，名于觉世，号铁樵，济南人，因出任广东学政而偕钱氏同行，其间渡海登岛，行使课士督学的常规权力。以当时的行旅条件，乘槎浮海，是中原士民罕有的人生阅历，饶是钱良择见多识广，对此也倍感新奇。一路行来，他写下《飓风三十韵》《雷州道中八首》《渡海四十韵》《琼州杂诗五首》《再渡海》等诸多诗篇，歌咏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。更有甚者，自琼州海峡回程途中，同行船队遭遇狂风巨浪，险些葬身海底，钱良择虽作“已知求生非我事，愿饷饥鲸作布施”“黄昏直达徐闻口，吾身竟复为吾有”之兴叹，事后却逢人自喜，笑谓“软红尘坌，需此一番摆荡”。
《抚云集》钞本中的查慎行序
可惜，这一次南粤之旅，以不欢而散宣告终结。《抚云集》中存有《留别铁樵观察三十韵》长律，内以“才微而骨鲠，入世不自量。血性忤权贵，谗毁丛刀枪”自况，又说“先生排众口，跻我于班扬。此语或遭骂，使我陋弥彰”。想必是作者气雄调响得罪了人，虽得东主的认可与保护，仍难在广东官场继续停留。他与于世觉本不相识，因为同游诗坛巨擘王士祯门下，得其结纳入幕，司理笔札。眼下日子既不顺心，“良禽择木”的才子又岂能为五斗米逆来顺受，遂留下“我身轻于鸟，长空自翱翔。贫贱无挂碍，计程达故乡”的豪言，昂昂然拂袖北归。
钱良择作诗主瑰奇，评诗也颇有见地，兼之性情落拓，赳赳自雄，对旁人文字指指点点，往往不留情面。《柳南随笔》记载他诙谐而略带尖酸的小故事：同邑王秀才羡其能诗，背地里一点墨半张纸，搜肠刮肚极欲效仿。可惜笔力不济，总无骚人气象。某日苦思冥想，勉强成就一首，忽见钱良择从旁路过，忙将诗稿遮掩起来。钱笑问何物，王闷声不答，钱笑曰：“吾知矣，此必七字时文也。”“时文”即八股文，中规中矩，道貌岸然，对诗歌创作来说，正是寡淡无味的代名词。年轻时嗤笑乡邻无足道哉，名利场上口无遮拦，则于前程大有干碍。幸而他才气充盈，又得名师良友担待照应，才能做个翱翔的俊鸟，周旋于朝野之间。
康熙二十四年，挂冠北返的钱良择又在京师谋得一职。这次的工作规格很高，是为康熙帝亲侄、恭亲王常宁世子充当家庭教师。世子名永绶，生于康熙十年，十四岁时因奉旨研习经史，遂使乃父有征聘教读之举。对于这位天潢贵胄的教育，钱良择极为重视，且颇感荣耀。可惜光阴不过两年，永绶就因饮食失调，生瘿疮而亡。爱新觉罗氏夭折了苗裔，江南籍贯的师傅“老泪为之竭”，如果我们相信，这样的情感确乎出于本衷，那么显然，他对清廷的态度是很复杂的——他在新王朝生活，喜怒哀乐本于现世，个人价值也只能体现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秩序当中。
绝域宁辞行路难
教读王子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却为钱良择开辟出一条上层路线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继续和满洲贵胄打交道，并迎来惊险刺激的绝域之旅。
中俄雅克萨战争结束后，双方拟以谈判形式解决边境争端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五月，清廷首次派出使团，准备在沙俄与喀尔喀蒙古交界的色楞格城举行谈判，实现停火，划定边界。康熙《实录》将此次活动简要描述为：
时鄂罗斯察汉汗遣使费岳多罗等至色棱额地方，期我使至彼集议定界。上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、都统公舅舅佟国纲、及尚书阿喇尼、左都御史马齐、护军统领马喇等往主其议，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、护军四百、火器营兵二百偕往。
除以上满洲重臣外，使团中还有作为翻译、外交中间人的耶稣会传教士：法国人张诚、葡萄牙人徐日升；以及“特膺简命，同预参画”的汉人官员：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、兵科给事中陈世安。钱良择虽无执事，却凭着与陈世安的旧交，为之援引，成为使团随员，并在行旅途中日有所记，成书后定名《出塞纪略》。难得的是，他此行的同道张鹏翮、张诚、徐日升，也都有日记存世。研究者把四种日记相互参照，再与官方文献如《平定罗刹方略》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等充分比对，就能为清俄战争之后、清准战争之前，北方草原上瞬息万变的军政格局勾画明晰轮廓。
有趣的是，《出塞纪略》的行文充满清人本位的国家认同感。钱良择一抵塞上，便如脱兔逸马，兴致高昂，动辄感慨：“本朝内外一家，边庭无事”“我朝满汉为一，蒙古诸色人等出入贸易如一家人”。至于诗作，更为清廷张威扬武，大赞“我皇神武驭以德，穷发远近均恩膏。大开关城置邮递，骨都颉利争来朝”“黄日压边城，风摇大将旌。弓刀三百万，一骑是书生”，颇见与有荣焉的兴奋自豪，而与他不忘屠城之惨的历史记忆极不相称。人的一体多面或许就是如此，每种场景下的情感都不失为真诚，又难免寓矛盾于变化当中。
五月初一，使团主要成员在乾清门向康熙帝辞行。次日，百官在德胜门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，更有皇长子率队骑行二十里，到北郊清河驿宣赐慰劳。对此，《张诚日记》的描述细节鲜活：
清晨五点出发，我们来到索三老爷的住宅，我们见到他和大批的官员、来践行的亲戚朋友，以及为数众多的扈从正在启程。索三老爷背后一面金线织锦，画着帝国蟠龙的大旗，迎风飘扬，还有其他饰物。那儿还有许多同样标志的小锦旗，以及身穿丝绸的大批护卫骑兵。在称之为德胜门的附近，我们遇见了神态傲慢的国舅......
当走到距北京约一里格路程时，皇长子在为他搭设的一个简朴的帐篷前停下来，他在羊毛地毯上的素色丝垫子上坐下，他的扈从官员侍立在其后面。当使团官员和各旗首领来到后，我们都靠拢到他帐篷附近，排列到帐篷两侧。国舅在皇长子左侧，那是最有荣誉的位置，紧挨他的是马老爷，索三老爷自己则站在皇长子的右侧.....他们都坐下之后不久，端上了鞑靼茶，端给皇长子的是盛茶的大金壶，然后把茶倒入茶杯中，由侍从跪着奉献给皇长子。给皇长子献茶之后，依次给钦差大臣和所有的人都献了茶。喝茶前后，我们都鞠躬致谢，然后皇长子起立，我们跪地遥向皇帝九叩首谢恩，感谢皇帝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送行这么远。
此一行路途遥远，不但跨越大漠，更要经过并未内附清廷的外蒙古喀尔喀诸部，所以清廷派出整建制八旗军队，作为使团的扈从武装。据《实录》记载，随行的旗营官兵计八百人，给人以少而精的印象，这和张诚的记述相去不远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在德胜门与清河，有幸列队接受皇长子慰劳的人员，包括依八旗方位列成两行的全部骑兵，共一千匹马，六七十名官员，还有八门小型黄铜炮，想必是火器营配置的装备。
到了钱良择笔下，使团规模就呈现出截然不同气象。他在《出塞纪略》开篇写道：
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夏五月朔，皇上御乾清门，奉使内大臣索额图、佟国维（应为佟国纲）、马喇等率同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、兵科给事中陈世安，出使俄罗斯国。上以出使绝域经由漠北，宜加护卫，方合古者卿行旅从之谊。命选精骑万余人扈行，私从仆马亦复逾万，旌旆亘三十余里。
精兵万余，仆从逾万，这哪里还是奉使护卫，俨然大规模军事行动。到了《抚云集》所录《出塞诗一百韵》，此行的兵力就更要翻上几番。内里有一句“万夫腰铁剑，一仆裹书囊”，下作小注云：“三帅各统万人，司谏邀余同行”。因为同时奉使的马齐并未亲身前往，阿喇尼在使团出发前已经先期启程，因此与钱良择同行者，只有索额图、佟国纲、马喇三帅。各统万人，即是以三万大军北出居庸，加上夫役仆从，声势之浩大，无异于兴师伐罪，出塞北征。后当使团行至大漠，喀尔喀蒙古遭到西来准噶尔部的突然袭击，平静的草原上登时狼奔豕突，乱作一团。清军的联络、补济一度陷入绝境，对此钱良择又记曰：“途归马死粮尽，军士步行，饥渴难耐。全军死者九百余，畜死者驼千余，马二万七千余，费银二百五十余万两。”如果仅以出使视之，这样巨大的损失，更是倾国之力，闻所未闻。
再就这一问题核实徐日升、张鹏翮两日记。徐说较为简略，谈及扈从规模时，只说：“它们是那样的饮个不休，以致每天必须开凿许多井，来供跟随我们的两万多口牲畜饮水”“我们一行六千人的遭遇是相同的”。既然从饮食角度提出，那么这里的六千人，自然包括官员、军士、夫役、仆从在内的全体人员，而无分是否具有官方身份。因为牛马牲畜可以沿途购买、补充，所以数量参差不定，即便如此，徐日升提到的两万多头牲畜饮水，也较《出塞纪略》的骆死千余、马死二万七千余少了许多。张鹏翮日记未及于此，但有两处闲笔值得关注。一写出都时：“暴日烈炎，士马众多，道旁井水，群饮立涸。”这似乎不是千把人马就能达成的效果。又写使臣途中分道：“会议分四路行，各使向导导之。赵学士言：分四路行，兵少势单......索大臣是之，乃分三路东行。”分四路便有势单之虞，所谓“三帅各统万人”之说，就显得过于夸张了。
结合各方所说，我们可以做出大致推断：康熙二十七年出使沙俄的团队，除正使外，约有文武官员六七十人，八旗精骑八百到一千人。他们是使团和随扈武装的正式成员。余者虽也乘马匹、持军械，说不定还有很强的军事能力，但均不属于官方编制序列。他们中或许有一部分出于政府雇佣，但在清初，更大可能是旗下贵族、官员、兵士的私人奴仆，行军时侍奉家主，保障后勤，遇有敌情也要随同作战，冲锋陷阵。这些随从人员的数量是正规士兵的数倍之多，因系私人随带，便无可靠的官方统计。二者合计，徐日升写作六千人，钱良择记为两三万人。从可靠性上讲，徐说或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，而钱说则更贴合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。
此外，出于政治身份、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，使团成员携带的人员、物资数量也有天壤之别。如钱良择仅有主仆二人，启程时分马七匹。而国舅佟国纲带有牲畜五百多头，包括四百匹马和一百二十头骆驼，辎重上铺张若此，侍从之多也可想而知。
使团规模过大，容易给尚非臣属的漠北蒙古各部，以及对这一地区军政态势极为关注的蒙古准噶尔部、西藏达赖喇嘛造成错觉。于是康熙帝特意派出先遣大臣、理藩院尚书阿喇尼，对沿途各部进行安抚、解释，说明此行的和平目的，避免不必要冲突。
康熙帝画像
一夜征人尽望乡
使团的出发风光无限，但行过阴山不久，就出现道路贫瘠崎岖，辎重接济不上等问题。于是三位钦差议定分道而行，由佟国纲领镶黄、正蓝、正白三旗居右，马喇领镶白、镶红二旗居中，索额图领正黄、正红、镶蓝三旗居左。两位传教士跟随佟国纲一队，包括钱良择在内的汉人官员、士人则通统加入索额图阵营。张鹏翮后被诘为谄媚索氏，根由就从此行而来。
庞大的队伍化整为零，便于后勤供应，但并不能化解旅程艰辛。塞外地形复杂，气候也变化多端，一时平阜远望，绿草青青；一时石山壁立，溪壑幽深。等进入外蒙古境内的北荒大漠，就更是浮沙万里，寸草不生。一行人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罪，且往往伴有生命危险。最小的困难是让不常骑马的汉人“久困戎马”，导致大腿上的皮肉磨损、溃烂、结痂，又复开裂，弄得血渍满衣，疼痛不堪。
更大的问题是人无饮水，马无草薪。越往北走，越是干旱，日记中“掘地数尺不得水”“酷暑如焚，而无勺水相济”“牧马数千里之外，草亦不给”等表述的出现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。以致某日发现泉眼，都要由索额图亲临主持，按人头分给，免得人马哄抢，引发骚乱哗变。因为汉人力弱，随从又少，这位索大臣对他们格外照顾，特意号令军中：“汉官听其赴官井取水并饮马，无阻。”待回程至张家口，望见青山连绵，闻得流水汤汤，张鹏翮不禁喟叹：“水哉！水哉！在塞外何其贵，在中原何其贱也！”
最危险的是穿越大漠。茫茫黄沙，足不可驻，马驼动辄陷蹄，粮车也难以前行。钱良择记有同行者葬身沙漠的情形：“沙深处需轻移疾走，方免蹶陷。或人体肥，或马足重者，多遭倾仆之患。有一二肥钝之人，陷入沙中，深不可出，号呼求救。众目注视，莫能措手拯拔也。盖稍一延缓，则并己身亦陷，从井救人，愚不至此。事真有无可如何者，马畜愈在所不论矣！”
因为环境恶劣，资源匮乏，数千人的队伍精神高度紧张，不时出现人心浮动情状。单就索额图一路来说，当他们行梯高步险，驼马疲顿地行至内外蒙古边界时，忽听土著人指点，说从张家口向北而行，到此不过千余里，历十数日，但随团的理藩院向导似乎故意绕路，带他们先向西行，又折而东北，计程多出七百余里，白走了十几天的冤枉路。既有如此说法，无论真假，都足以令人困马乏的队伍心生怨怼，义愤难平。又夜间多大风，呜呜彻晓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军士们就要冒着极寒起身钉橛，加固氊帐，斧声与风声相杂，加上本地的鬼怪传说，真令人毛骨悚然。更有夜降雷雨，声如霹雳，千骑万马因为受惊而四处奔窜，不见踪影，场面之混乱可想而知。
内蒙古乌兰布统——佟国纲对准部作战阵亡地
以上还只是旅途苦恼，进入喀尔喀蒙古领地后的第八天，即农历六月初八日，此行最大的危机出现了。当日的行程在两山夹道之间，水绕其下，路窄而险。队伍正走得小心翼翼，忽见本地人挈孥载帐，向南奔行。次日午间，乱象更甚，成千上万的喀尔喀蒙古人男女追随，驼马杂沓，钱良择谓之“奔忙倥偬，若有人蹑其后者”。问其情由，得知该部被西来的准噶尔大军一战击溃，国主土谢图汗、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，大小台吉、喇嘛，各自作鸟兽散，逃得不见踪影。战争的爆发地距谈判城市色楞格不远，是此行的必经之路。如今前路阻断，尽作焚余，且一切激变全出意料之外，分兵三路的使团也只得先作合兵之计，又具疏急奏，请旨行事。
因为形势紧迫，信息又极不通畅，清军中传言汹汹，多以为准噶尔大兵将至，使团有遭到武力攻击的可能。一时人心大溃，弃马而逃，虽以军法严禁，也有难于遏止之势。亏得索额图素有威望而兼勇略，当夜他披坚执锐以备不虞，又命全军立以待旦，直到危机解除，才使官兵上下庆若更生。很快，他们见到了先遣大臣、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派往京师的奏事官员，此人送来更坏的消息：一败涂地的喀尔喀部为了争取喘息之机，竟然向准噶尔部声称，借道前往沙俄的清朝使团是王师天降，专为援救彼处而发。其时，两部与清朝均为同等邦交关系，误会一旦形成，则准部仇恨清廷，袭击使团的可能性又陡然增大了。
在随后的七八天中，使团几乎陷入绝境。他们是代表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钦使，奉敕而行，在接到后续旨意之前，哪怕斧钺加身，也没有溃散逃命的道理。然而处在社会秩序完全崩坏的喀尔喀草原，一旦决策失误，就要面临灭顶之灾。他们的情报系统遭到破坏，对内呼应不灵。接下来的使团是前进还是后退？三支分别行进的队伍在何处集结？各自停驻当地，等待信息沟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。在那个草木稀疏，饮水不济的地方，为数众多的人和牲畜必须不断逐水草迁移，才有维持生存的可能。三队人马能否协同一致，渐次汇合，只有靠领队大臣的心灵感应与哨探士兵的经验运气。事实证明，在事发的前几天，索额图、马喇两队选择继续向西北进发，佟国纲一队则折返南行，幸而索军的消息及时送到，才避免南辕北辙，迷失于茫茫原野。
对外，他们极难获取军事情报，蒙古各部的战争进程，北京宫廷的应变措施，都是两眼一抹黑。即便谈判失期一事，也难以同俄方取得联系。从钱良择等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，一面是成千上万的喀尔喀溃军、百姓从他们眼前落荒而逃，“遗弃牛羊，死者相枕，臭闻三四里外”。又有当地贵族乞为援师，痛陈准噶尔背弃盟约，东进突袭，希望使团协助自己打一场反击战。索额图是政坛元老，对军国大事处理谨慎，特以“此乃奉命出使俄罗斯国，非为尔国也。未奉君命，岂可进援，尔国自行请旨可也”相拒，避免轻率卷入战争漩涡。另一面是漠北蒙古的精神领袖、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第一时间向北京请求援助，为激怒康熙皇帝，使其成为喀尔喀部的保护者，来人声言使团全军覆没。此言既出，京师震动，似乎与准部的兵戎相见已成必然之势。
倒亏了喀尔喀信使危言耸听，康熙帝惊骇之下，急派精干侍卫飞骑漠北，寻找清军下落。六月二十五日辰时，两名侍卫与焦灼无措的使团绝地相逢。更幸运的是，两天前，索、马、佟三支队伍，以及先遣出发的阿喇尼小分队就已实现汇合。四位钦差共同奉到皇帝的最新指示：使团返程，暂驻于内外蒙古交界之地，另遣官员数人，持钦差书信前往色楞格城，对谈判事项作简要说明。至于中俄两国本拟举行的高规格谈判，则留待来年，地点也改在俄罗斯城市尼布楚。人尽皆知的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就是在那次谈判中签订的。
接到明确指令的钦差精神上如释重负，随即奉旨南返。然而兵困马乏，班师又谈何容易。极端酷烈的自然环境，蚕食着官兵的意志与生机。他们粮草将尽，饮水无着，大戈壁炎气熏蒸，鞍头如火。回程路上，“军士有牵马垂头而行者，有只身袒衣得得行者，有裸体伏矮树下望人者，有咽渴起烟逢人乞水不得者”。渴死人的消息时有传出，倒毙在路边的马驼更是数不胜数。前锋参领雅图因为饥渴病殁军中，堂堂三品武官，既没有木头制作棺材，又没有薪柴引火焚化，同行者只能用马粪将其尸身煨至半枯，然后拆卸骨殖，带回京师。三更夜半，北斗当空，叹息呻吟声在营地中此起彼伏，使人辗转不能入眠。对熟读边塞诗的汉族文人而言，这样的场景，真与穿越时空一般无二。
七月十七日，历尽千难万险的使团踏入清朝领土。张鹏翮高呼着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第一次给儿子寄去平安家信。三十日，又有旨意传来，令索、佟、马三大臣暂驻边境以待后命，诸汉官并八旗将士回师北京。八月十三日，死里逃生的钱良择随众抵京，百余天的朔漠经历，如同大年夜噼啪作响的烟花，转瞬即逝。至于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中俄尼布楚谈判与条约签订，以及此后如火如荼的清准战争，都与他的人生再无瓜葛。惟有一部《出塞纪略》流传下来，虽本于诗人情怀而不乏夸饰之处，但仍不失为清代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读物，被嘉道以降的经世学者多次辑引。
钱良择、张鹏翮出使日记合集
了却无生事事空
此时的钱良择只有四十出头，正值年富力强，但一番大漠孤烟、枕戈待旦过后，他的仕进之心似乎也被彻底熄灭了，重新回到以诗行世，作幕帮闲的文人生活。他为人倜傥而无城府，与人相结，必定推心置腹，虽交浅言深，而无所顾忌。如此性情，于世路上难免要吃苦头，在文苑中则不乏嘤鸣到处声相应，颇有些同道知己。除了奉为宗师的虞山派前辈冯班、钱陆灿外，他和康熙年间的诗坛圭臬王士祯，以及许多同辈名士，如查慎行、查昇、钱名世、毛扆等，都有往来密切，又与查慎行尤相投契。二人在诗歌创作上，虽有宗唐、宗宋之别，但情欢意洽，唱和最多。只比钱良择年轻四岁的查氏，甚至有“生不并时怜我晚，死无他恨惜公迟”句子，以证金石之交。
中年的钱良择诗酒度日，虽为养家糊口起见，不得已在京师与江南间奔波往返，但生活的基调整体平淡而有闲暇。他是饱经沧海，经历大难之人，却在世俗的价值上无所寄托，是以慧根萌动，便往虚灵了悟一路上去。他先是诗风上倾向佛老，渐有禅家气象，后来干脆削发为僧，直到康熙四十七年病逝于家乡。
虽然身在空山，钱良择仍不忘苦吟笔耕。除了精选旧诗，百里挑一地辑成九卷本《抚云集》，康熙四十三年，他还将编刊出一部《唐音审体》。该书共二十卷，择选唐人所作古体、律诗、绝句、乐府，共1295首，进行流变考察、批点评注。这是清初诗学的重要理论著作，对杜甫、李商隐等人作品尤有独到见解，迄于当代，研究者仍复不少。
钱良择生在江南膏腴之地，天资颖悟，放在承平时代，本该是堆秾叠翠，诗酒宴乐的风流才子。可他命中多劫，又蓬勃而悍气十足。他在刀光剑影里降世，惊涛骇浪中全活，再往大漠荒原作一回残兵败将，每每九死一生，处处逢凶化吉，在生活的峭壁与平川间蒙眼腾挪，令后世的观察者神摇目眩，狠狠揩一把冷汗。他是与清王朝隔膜最深的江南汉人，精神底色终不致完全驯服，可生长新朝，经营现世，稍有荣利之心，对满洲统治集团的态度，就显得因时而易，暧昧不明，非设身处地代为着想，就很难捕捉到那些关于家国叙事中的隐微情结。他为自己“鬼神若驱之，吾非有所营”的命运感到骄傲，却在不知不觉中伤耗元神，动摇心旌。那些狂飙卷飘蓬式的历险，于英英挺发的诗人则幸矣，于垂暮老者则未免过于沉重。钱良择晚年皈依佛门，寻求业障的消弭，精神的超脱，这不失为一种智慧选择。峻崛的乐章以空灵收尾，人生的复杂就越发凸显出来，也愈能成为历史书写的模特，以一人之身，撑住时代舞台。
郑小悠（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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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︱黄埔十七期学员夏世铎：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和高考一样
【编者按】夏世铎，祖籍安徽巢湖，1920年生于北京。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，1940年投笔从戎，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炮兵科、陆军大学参谋班，并参加抗日战争。1949年参加革命，先后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学院。1956年入民进上海市委工作，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吴若安秘书、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。1985年至1997年，曾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。现任上海市黄埔同学会理事、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理事、普陀区政协委员等职。澎湃新闻记者于2016年12月30日采访了夏世铎先生，97岁的他精神矍铄、步履稳健、耳聪目明，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都保持着笔直的坐姿，不曾靠过沙发背。本文整理夏世铎关于黄埔军校及毕业后的口述内容，以飨读者。
访谈中的夏世铎先生。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摄
入伍
我是湖南国立第八中学毕业的。朱镕基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，不过他比我晚了好多年（笑）。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湖南，在张治中手下工作，哥哥在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工作，其他家人都在上海的“孤岛”，一家人分了三个地方。
1939年中学毕业以后，参加全国统考，虽然中学时学的是理科，但我报考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。为什么要学法律呢？这得从我小时候说起。小学的时候，我看过一部电影，名字叫做《冤狱》。这部电影的内容是：一个穷人被一个资本家冤枉了，说他偷窃他的财产，把他告到了法庭上。因为这个穷人没钱雇律师，有口难辩，就被判刑关到狱里，受了很大冤屈。我看了这个电影很有感触，穷人因为穷，没办法为自己的冤情辩护。所以我想，将来我一定要做个律师，帮着穷人打官司。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想到自己的这个志向，我就报了法律系。当时我报了三个志愿，第一个是西南联大；第二个是交通大学；第三个是武汉大学。第一志愿录取我了，就这样，1939年9月，我就到了西南联大读书。
1939年的时候，日本占领了我们很多土地，日本的飞机也经常来昆明轰炸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有了从军的愿望。其实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，但受旧社会 “好男不当兵、好铁不打钉”的影响，就没去考。到了昆明以后，看了太多日本杀害同胞、轰炸城市的景象，我原本读书救国的想法起了变化，有了投笔从戎的愿望，想直接到战场上抗击侵略。正好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学校就在昆明，进西南联大没过多久，我就报名了。那时候我只有十九岁。
报名考空军，也要有笔试和面试。笔试数理化都要考，和高考一样。体检特别严格，尤其是对视力要求很高。当空军是很危险的，后来受训的过程中，我亲眼看到有些飞机在训练的时候掉下来，但是我还是想考空军，因为觉得空军很神气，人数少啊。毕竟那时候中国才两百多架飞机。
面试我的是后来台湾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。他问我：“你怎么考空军了？你的志愿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现在日本侵略我们，顾炎武说过，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所以我觉得我也要上战场，保卫国家。”“你家里同不同意呢？”“家里不同意我也应该参加。抗战人人有责。”他很满意，笑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我就pass了。
面试以后，很快就收到了第一次录取通知书，要我去成都入伍。那时候黄埔军校已经改名叫中央军校了。当时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的夫人和我母亲是大学同学，我母亲就委托他们做我在昆明的监护人。我把自己要入伍这个情况和他们谈了，他们不太同意我去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是你的监护人，你妈妈同不同意你去也不知道，而且去了之后很危险。你如果对西南联大不满意，到同济大学来也可以啊。”我说：“那好吧。我还是在西南联大读书吧。”
1998年11月，夏世铎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前留影。（本文图片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夏世铎先生提供）
1940年初，黄埔军校又通过我哥哥第二次把录取通知书给我了。收到通知书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看书，准备考试，但好像有预感，一直心神不定，总抬头看有没有人要找我。突然就看到我哥哥了，我哥哥也看到我了。要不然，图书馆那么多人都低着头，找人还是挺不容易的。我哥哥叫我出去，把通知给了我。我看看日期，发现明天就要集结出发了。哥哥说：“要不要去，你自己决定。”我还是想去。我们直接去宿舍收拾东西，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赶到集合地点，上车去成都了。我记得昆明同批考上空军的只有五十八个人，我们当时是和陆军的一起坐车走的。因为国家规定，空军入伍的前半年必须在陆军学校受训。这已经是第二批通知入伍的了，如果不是通知书寄到我哥哥那里，可能我就又走不了了。
步兵训练
我算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，理论上高中毕业才能考黄埔军校，不过我们的同学里面也有大学毕业生。成都的黄埔军校那时是黄埔的本校，最早黄埔军校当然是在广州黄埔；后来搬到南京；抗战中搬到成都，一直到抗战胜利；后来就搬到台湾去了。
青年时期的夏世铎
去了以后，所有人被编进第一总队，先预备入伍。预备入伍的时间有六个月，但是我去的晚了，只赶上后三个月，这三个月非常艰苦。进了军校，第一件事是剃头发，一到就全剃了光头，我当时还有点儿失落感，因为已经开始注重形象了（笑）。第二件事是学整理内务，被子必须整理得像豆腐块一样，四四方方，有棱有角。第三件事是体能训练，每天跑步、做操。三个月之后，考试，淘汰掉一批人。淘汰的意思不是说不让做军人了，而是说不让在第一总队待了。所有成绩低于六十分的人都去了第二总队，后来又有了第三总队。二三这两个总队都是第一总队淘汰下去的，和第一总队相比，他们学制短，只有一年，不分科，都算步兵，一年完了就分到连队去了。而第一总队将来是要分科的。【编者注：据中央军校同学录记载，夏世铎所在的十七期第一总队学制为两年，从1940年4月15日-1942年4月12日；而十七期第二总队学制为两年半，从1940年5月6日-1942年11月2日。此处可能是夏老误记。】
通过考试之后就正式入伍了，再学六个月，这六个月主要学步兵的基本战术。从队形教练、步兵操典、军队礼节、后防勤务、打野外，再到初步战术等等，都学。步兵操典主要是单兵训练，就是个人的军事技能，队形变换、射击、作战方式方法、夜间训练……六个月下来，学完这些，作为一个步兵来讲，你就可以作战了。战斗群以班为基本单位，上面是排、连、营、团这么几级，一个班要求十三个人，但十一个、十二个人的也有。一个排三个班，一个连三个排，每个连就是一百二十多人。每个步兵班都有一个轻机枪手，排头都是轻机枪手，所以每个排都有三个排头。重机枪则有专门的队伍。
当时训练的物资还相对充足，教官有日式教练，也有德国顾问。日式教练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，他们的教育方法都是日式的，打骂教育；德国顾问就好一些，好像他们更愿意对年轻人做一种鼓励教育。那时候好多人在看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，当时这本书是公开的，虽然知道德国是敌对国，但是大家也看。那会儿看书比较自由，共产党的书也有人看，我在汉口的时候就看过共产党出的书，讲徐海东全家十几口被枪杀的，印象很深刻。
除了教练和顾问，班长也很有权力，可以随便体罚学生。最常见的体罚就是举枪两腿半分弯——举着枪，两腿分开半蹲，蹲不像蹲站不像站，这个是很累的，而且得一直做到长官满意为止，一般至少半个小时，实际上几分钟腿就很酸了。不过我没怎么被体罚过，毕竟我是大学生了，各方面动作什么的，我都是很优秀的，长官对我都很喜欢，也很照顾。我在西南联大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沾了西南联大很多光，一个是因为黄埔里面大学生少，再一个是西南联大也是全国有名的学校，所以领导对我很器重，有什么事情也总是找我。
第一总队正式入伍的时候，蒋介石还亲自来观看，并且给我们每个人点名。他是校长，很重视黄埔军校，他把黄埔当成自己的力量了，我们都算是嫡系（笑）。当时邓文仪是政治部主任，孙元良是教育处处长，陈继承是教育长。那会儿陈继承他们开会，有时候就叫我去参加，给他们做记录，因为我是大学生（笑）。
1982年3月，吴若安（左）与夏世铎（右）合照。
受训炮兵
1940年10月，正式入伍六个月结束后，本来我们这五十八人要转到空军的学校去，结果也没让转，就留在第一总队了，说是等两年学制学完，在黄埔毕业后，再转到空军去。于是分科考试，分为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、通信，六个兵科，考数理化。凡是数理化好的，就分到炮兵、工兵、通信兵这三个兵种。成绩最好的是炮兵，其次是工兵，再次是通信兵。我就考到炮兵了。因为当时长官宣传哪些兵科好的时候说，好多高级将领都是炮兵出身，蒋介石是炮兵，拿破仑是炮兵，日本天皇是炮兵，陈诚也是炮兵。我就想，那看来炮兵是最优秀的。入伍考试，我是所在小队的第一名，数理化算比较好的，我就考上了。
但还有一个麻烦是，炮兵不仅要求数理化好，还要求身高在一米六八以上。因为过去的炮不像现在这么机械化，是要用骡马驼载的，把炮筒架在骡马上，不仅要求臂力，也要求身高，不然你够不着啊。我只有一米六六，差了两公分，但是我因为成绩好，队长对我器重，帮我作弊。我穿着草鞋，鞋跟下面垫两块木块，身高就够了。就这样我合格通过了，分到了炮兵。
排队的时候因为个子矮，我老排最后一名。一开始排头那些个高的人就看不起我们个矮的，总欺负我们。但后来掰手腕他们比不过我们；举石锁比不过我们；打篮球，我们排尾五个人一队，他们排头五个人一队，我们也不输给他们；比劈刺，四个人劈我，我把他们四个都劈倒了，所以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。我们个子矮的就是要争气（笑）。
炮兵主要学炮兵操典，操练榴弹炮和山炮两种。当时主要的炮是日式的三八式野战炮，这是一种榴弹炮；还有俄国的普福斯山炮，主要这两种。除了要学怎么样操作射击，还要学观测，叫“诸元”，就是计算击中目标的各个要素，比如射角、射程，这都需要测量。这里面要用到观测镜、经纬仪、方向盘、德国的朋克计算机，由这些计算“诸元”。操作山炮需要四个人，两个装填手，一个操作手，一个观测手。最后操作手射击，一拉，炮就打出去了。也有六个人的，多出来的那俩是弹药手。
炮兵还教“骑术”和“驭术”。“骑术”就是教怎么骑马的，从骑光背马开始，没有马鞍子的那种，希望你能体验骑马的姿势。骑光背马很容易摔下来，课上规定掉下来一定得抱着头，不然手戳在地上，容易骨折。骑光背马是很苦的，没有马蹬子，骑的时候，得夹得特别紧。每次上完骑马课，腿都并不拢。晚上也很难睡好觉，因为屁股都磨破了，大家就用邮票贴在屁股上，避免和衣物摩擦，就不那么疼了。不仅这样，如果从马上摔下来可能还会挨打，教官拿着马鞭子抽你，因为教育方法都是学日式的，体罚很重。“驭术”是教怎么驾驭骡子的，当然学这个也得要求骑术。一门炮要有六匹骡子来驼，安排三个驭手，骑一匹，带一匹。个子高的人做驭手的多，因为骡子个子高。骡子也调皮得很，怎么驾驭也得学。
说到骑马，我记得有一件事。我骑过一匹烈马，这匹马的耳朵是剪开的——摔死过人的马，耳朵要做记号，以此标明这是烈马。这匹马是最烈的，你骑上去它就尥蹶子把你尥下来，骑着它跑一会儿，跑着跑着它就卧槽——两个前腿突然跪下，骑的人可能就摔下来了，这匹马就这样摔死过我们两个同学，所以没人敢骑。但是马不够，总有人得骑这匹马，没人敢骑，我就骑。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，我们正在操练，大家马上离开操场，向郊外疏散。跑的过程中，这匹马有意识地跪下把我摔下来，后面的马经过的时候，蹄子把我打晕了，我懵了一会儿。大家又去把这匹马找回来，找回来以后，没人敢骑它，我自告奋勇，还是我把它骑回去的。回去以后我睡了一个礼拜，因为头一直晕，估计是脑震荡了。就有这么一个插曲。所以说好胜也不行，容易吃亏（笑）。
当时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，早晨六点钟起床，洗漱、整理内务只有二十分钟，六点二十分跑早操，完了才能吃早饭，稍微休息一会儿，接着就马上又出操了。我们要学的课有地形学、通信学、筑城学、汽车驾驶等等，总共八门。这些课程都有教材，都是军政部编的，军事出版社出版的。也要上政治课，政治课就是学总理遗教、三民主义、建国大纲这些，这些要考试，都得背下来。建国大纲我现在还有印象，就是有关于建设一百英里公路、十万公里铁路的计划，这些现在肯定都超过了。上次纪念孙中山一百五十周年，我和台湾的同学交流，我说孙中山当年讲“实业计划”，民国大纲、建国纲领这些，共产党已经都完成了，而且远远超过，现在的高铁到处都是了。晚上吃过晚饭，就开始自习。自习我一般都整理笔记、温习功课，有时候还上数理化课。我当时想留学德国，还自学了德文。晚上九点就睡了。
平时娱乐的话，除了打打篮球，就是晚饭后，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，能唱歌的唱歌，会乐器的演奏乐器。我一般都是吹口琴，我会的曲目很多，《home, sweet home》、《比翼鸟》、《巴黎巡礼》，西洋歌曲比较多。前几年，中山黄埔论坛在上海召开，我还上台表演吹口琴。当然这两年不吹了。
2012年7月17日，第三届黄埔两岸情论坛，夏世铎（中）在表演吹口琴。
本来黄埔军校规定，三年学习，半年实习，之后才能毕业。但是我们入学赶上了抗战，把寒暑假取消了，学制缩短，学习时间减到了两年半。正式入伍以后，就开始学战术了，主要是团的战术，因为军校毕业以后顶多是当到团长。要是学各兵种联合作战，军衔就得将官以上，因为团长就是上校了。再往上深造得去陆军大学，在陆军大学毕业的才能当将官。
1942年4月我毕业了，毕业考试我考了我所在炮兵队的第四名——我们那届炮兵队三个队，步兵队六个队，通信队一个队，骑兵队一个队，辎重队一个队，十几个队，每个队一百多人。入学一千一百多人，最后毕业的时候不过一千人左右。这里头有吃不了苦，开小差走掉的；有演习的时候受伤或者死掉的，拉手榴弹扔出去慢了把自己炸死的；也有跑警报没跑成被炸死的；还有病死的。每年毕业都是，入学的人里头差不多有一两百人死掉或者走掉，不能毕业了。所以毕业还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成绩好，毕业以后我就留校了，继续做十八期和十九期的助教。十八期的饶平如是我的学生，当学生那会儿他画画就不错（笑）。
黄埔之后
傅作义是我的表姐夫。1947年，他来南京开高级军事会议，那会儿我正好在国防部工作，当参谋，我们见过面。他的夫人，我的堂表姐刘芸生，在抗战的时候也一直和我保持通信的。但是我当时有一种清高思想，越是地位高的亲戚越不想和他们攀，就是不想沾他们的光。她十六岁就嫁给傅作义了，那会儿傅作义还是天津市警备总司令，三十六岁。那时候她还和我姐姐一块玩呢。我父亲做的媒人。
在南京国防部，傅作义和我聊了聊，聊得很好，他就希望我跟他到三十五军去，给他当炮兵营长。我当然不愿意了，我就想做自己的工作，靠自我奋斗，不愿意沾他的光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虽然他官至上将，但还是很朴素的，我对他也很尊重。
1949年，我有过第一次去台湾的机会，但是我放弃了。当时我考取了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工作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全国只考取了24个人。这个工作要求我们到台湾去受训，本来我们这些考取的是要送到耶鲁大学去留学的，方便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去实习，但是后来因为内战打起来了，经费困难，就专门给我们24个人办了一个国外服务军官初训班，改成去台湾学习两年，再派到联合国。国防部把票都买好了，再发给我们。拿到票的时候，我很彷徨，我是反对内战的，之前抗战八年是抵抗侵略，但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我觉得这样不对。
而且我当时已经对共产党有一些了解了。我的表哥陈其武，在1937年的时候和我一起搞过后援会，他们兄弟四个都是共产党员，我对他们印象很好，他们都是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。虽然当时社会上都宣传共产党怎么坏怎么坏，但是我不相信。还有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共产党员，是和我一起考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陈家默，他是地下党。他后来领导了伞兵三团的起义，本来说想让我和他一起起义，但是后来他和我说，因为你妈妈爸爸都在上海，万一你牺牲了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你爸爸妈妈。就没带我一起起义。
我的父母那时也在上海，所以机票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不走了。为了维持生活，我把机票卖掉了，这一张票卖得很贵，拿到的钱维持了我一两个月的生活。
后来有四次机会去台湾，我都没去。第六军军长戴朴，正好我有一个同学和他是陆军大学的同学，就介绍我去当炮兵营长。去了以后，他们对我很器重。第六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，后来要开到花莲去。我不想去，就托辞说，我把父母送到昆明再过去，于是我请了一个月的假。等到一个月到期了，那边需要我去了，我只好说，我家里有父母，我没法一个人去台湾。
后来，我去了上海警备总司令部的炮兵指挥部，这是邵伯昌的部队，他也是老炮兵了。副指挥官是黄埔五期的，叫做邝书霈，还有一个参谋长，是七期的，他们对我也不错。上海开始打仗了，我因为不想打内战，就又跑了。我有个姐夫在医务事务所工作，相当于现在的卫生局局长了，给我开了一个证明，证明我有严重的气管炎，需要修养。我拿着这份证明请了假，没等批准就走掉了。这也很惊险，上面知道我走了，就派人去我家找我。我本来躲出去了，但是当天回家去取件衣服，正好碰上。来找我的这人是我同期同学，他带着一个兵。我一看这没法再跑掉了，我要是跑了他得受处分，我就跟他回去了。邵伯昌看到我，桌子一拍，“你是临阵脱逃！”汤总司令有十杀令啊，够处决的了。我说我也请假了啊，我有病。这时候副指挥官保我了，他说，他还年轻，工作也不错，就让他戴罪立功吧！就这样保下来了。不然说枪毙那就也枪毙了，那正是乱的时候啊！所以还算是走运了。
这个时候我就做了很多工作。我把作战图拿来修改了，炮兵不是有“诸元”吗？比方说射程三千公尺，我给改成了三百公尺，把它打乱，我想减少解放军的牺牲。我自己做了这点儿工作，别人都不知道。所以他们的炮都打不准，一打就有偏差。趁着重新校准的时候，解放军就可以去躲避了。这段话我的自传里都没有，因为让台湾那边知道了，也不太好（笑）。
夏世铎家中一角。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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